和谐价值的实现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形成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以及利己利他的服务的民间组织，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大部门之间相互补充和相互监督，社会才能获得稳定的三角，这个三角才能支撑起社会的和谐。
　　近日，广州市12家业主委员会发起追缴物业维修资金的集体诉讼，有报道称有意向参与追缴的楼盘已增至60家，对此次事件进行报道的媒体已达十多家，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在政府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有关部门管治不力的情况下，民间组织参与这个过程，以维护业主权益和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稳定。在这一事件中可看到在普通公民和政府之间越来越需要民间组织充当桥梁，促进相互的沟通，建立良性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这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意识、也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胡锦涛同志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民间组织作为建设的主体，将日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作为市场经济转型的代价在这一地区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弱势群体保障、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如果这些生态和社会公正问题没有能够即时地协调和解决，社会对公平和正义的呼声就会日趋强烈，不但会形成舆论、道德压力和影响社会稳定、和谐，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后劲。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光靠政府，因为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宏观的管理和重大社会事务的协调。有些矛盾发展到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时候才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提上政府的议程。如果什么都依赖许多社区层面的社会事务就常常没有人管，矛盾和冲突就会逐渐积累乃至演化成群体性矛盾，社会就会出现动荡，政府也就只能起到救火的作用。所以政府在改革中提倡政社分离，就是将政府的社会职能逐渐转移到社会，由社会来承担。
　　在先前的改革中，我国政府曾经试图将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事业产业化，也就是将这些社会职能市场化。一些能够产生利润的社会服务业确实可以由市场来解决，比如面向中产阶层的老人院等。但是面对没有足够经济支付能力的弱势群体，市场的原则很难起作用。因为市场本身的逻辑是追逐利润，市场不会同情竞争失败的弱者，即使这种竞争本身可能是不公平的。市场并不能担当政府转移出来的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调节社会的不公平以及促进社会公共道德的发展等核心的社会职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传送社会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民间组织的兴起成为了建立和谐的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量的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民间团体的兴起。这些团体主要从事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发展事业。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卷入，许多国际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国，开展相关的扶贫、环保、社会福利等事业。代之以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划分，第三部门的理论将这些团体视作与政府和市场相并列的第三领域，称为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中的组织通常具有非政府、不以营利为导向、传播志愿精神的特征。
　　可以说，九十年代以来，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自上而下的单一的传统的社会治理机构已经难以奏效。由民间组织承担社会服务的传送、弘扬社会公共精神以及促进社会稳定，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不力的局面。民间组织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可以起到对政府和市场不足的补充作用，同时民间组织也是社会构建的主体，众多活跃的自治的民间组织与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特征。其理由在于：
　　首先，民间组织可以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民间组织有的从事慈善福利事业，有的是从事弱势群体的维权或者是保护从业者的正当权益。其次，民间组织可以促进社会的诚信友爱，诚信友爱需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熏陶成为习惯，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民间组织开展志愿者工作，志愿者关怀社会、奉献爱心。面向陌生人的社会服务工作可以使得人与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诚信、友爱。再次，民间组织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有序。社会的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化解或者不能使冲突在合法的渠道解决，那么这些冲突就会积累爆发为社会的大动荡。民间组织一方面通过社会服务的提供使得矛盾的根源能够消除，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法律宣传和普及来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冲突，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有序。更重要的民间组织还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力量。在民间组织中不存在原有的单位体系的等级制度，人们可以在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中分享自身的知识、能力和热情，不以谋生为目的，会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生机勃勃。
　　可以看到和谐价值的实现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形成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以及利己利他的服务的民间组织。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大部门之间相互补充和相互监督，社会才能获得稳定的三角，这个三角才能支撑起社会的和谐。